土家族族称族源 时间：2014-08-22  来自：

土家族是居住在湘鄂渝黔边的一个古老民族，自称“毕兹卡”。对于这个民族的族源，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的看法，如巴人后裔说、土著先民说、乌蛮说、江西迁来说等等。在这些观点中，巴人后裔说、土著先民说理由更充分一些，特别是巴人后裔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。

　　自从潘光旦先生所著的《湘西北的“土家”和古代的巴人》发表以后，土家族的主体为巴人的后裔的观点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。这一观点许多研究者都从文献考据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等学科入手进行了详尽的论证，基本上廓清了巴人的来源、迁徙、流变情况。即是说早在商、周时代巴人就生活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，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“巴方”就是古巴族。商朝末年，巴人还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，因功封为巴子国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巴人与东边的楚国时战时和，双方交往密切，文化相互渗透。后来，在楚国威迫下，巴国不断向西南退却，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。
　　
　　先秦时期巴人的历史经过研究者的研究考订所给予的定位，为近期的考古发掘所证实。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从1987年起，对清江库区淹没地带进行考古发掘，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香炉石文化的发掘和命名。香炉石文化遗址位于长阳县渔峡口镇东南0.5公里的清江北岸，距传说的廪君出生地不远。经考古专家认定，香炉石文化距今最早为4000年，早期相当于夏、商、周时期，从第四期西周时期以前到第一期夏朝时期为早期的巴文化。其文化类型与其它夏商文化迥然不同。生活用具以夹砂褐陶或灰褐陶为主，约占80%，纹饰以粗、细绳纹和方格纹为主;“香炉石文化”的人们，一般都靠河流居住;这种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捕鱼和狩猎占很大比重;“香炉石文化”地处较封闭的山间河谷地带，但文化并不十分落后。可见，香炉石文化与史载的巴文化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十分相似，因此，考古学界将“香炉石文化”定为早期的巴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　　三峡库区也发现了多处巴文化遗址。秦灭巴以后，巴国不复存在了，但巴人不断迁徙，广泛分布在武陵山区。秦实现统一后，在原巴人故地设巴郡、黔中郡、南郡。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。史书把当时活动于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通称为“巴郡、南郡蛮和“武陵蛮”。西汉时，被称为“武陵蛮”、“澧中蛮”、“溇中蛮”、“零阳蛮”中的向、田、覃等姓首领的活动已载入史册，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史书对其史迹均有记载。这些被称为“禀君种”、“板蛮”的人已经有了共同的地域，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，其活动地域基本与今天土家族所在地吻合。
　　
　　三国时，“武陵蛮”又称为“五溪蛮”。“五溪蛮”中既有土家族的先民，也有苗、瑶、侗等族的先民。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国家的分裂，各族大混杂，巴人的迁徙也很频繁，东边一直扩迁到鄂东北和河南东南部，所以史书记载也很混乱，有“酉溪蛮”、“零阳蛮”、“溇中蛮”、“建平蛮”、“巴建蛮”、“酉阳蛮”、“宜都蛮”等称呼。
　　
　　唐宋时期，把居住在渝鄂湘黔交界地的土家族先民以地名命族名，称为“夔州蛮”、“信州蛮”、“彭水蛮”、“施州蛮”、“辰州蛮”、“石门蛮”、“溪州蛮”、“高州蛮”等。杜佑在《通典》中概而言之“其在峡中巴梁间，则为廪君之后”。至宋代，史书上为了区别其他少数民族，则把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冠以“土兵”、“土人”、“土丁”等名称，这些称呼的出现，标志着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已初步形成。元明清三朝，中央王朝在今土家族居住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，规定“蛮不出境，汉不入峒”，使居住在渝黔湘鄂边的“土人”基本上稳定下来，加速了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形成。
　　
　　“土家”作为族称，是在汉人大量迁入后出现的。宋以后，汉人逐渐迁入武陵山区，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(1735)“改土归流”后，汉族大量迁入，于是出现了“土民”、“客民”之分。为了区别外地迁入的人群与本地人的不同，“土家”一词开始出现。以汉语自称“土家”，称外地迁来的汉人为“客家”，称毗邻的苗族为“苗家”。
　　
　　《咸丰县志》载：“今就本县氏族列之，大指分土家、客家二种。土家者土司之裔……。客家者，自明以来，或宦或商，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”。虽然这种说法不够准确，但把“土家”与“客家”严格地区分开，正式把“土家”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提出来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清朝所修的方志中不少都把土民、苗民、客家区分开来，表明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已经形成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土家族是多元一体，除了巴人的后裔外，还有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著人、外面迁来的汉人及其它民族，他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，在共同与大自然和自己的敌人的斗争过程中，相互交往和融合，逐步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、共同语言、共同经济生活、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——土家族。